西汉“封君容石”铭铜钟 通讯员 姚达 摄

“此生无悔入华夏，来生愿在种花家。”如今年轻的“90后”“00后”会将自己的国家亲昵地称为“种花家”，既谐音“中华家”，又表现出支撑中华文明绵延不断、长盛不衰的农耕文化，着实是个好比喻，起码我是喜欢的。毕竟，我同“种花家”的种田史，是十分有缘的。

我叫西汉“封君容石”铭铜钟。先看咱这体型，圆圆的肚子，细细的颈，两边还有把手。这造型，是个壶没跑了。可我为什么叫钟呢?

文物小课堂又开课了：咱们壶，可是人类文明的功勋元老了，作为容器，自打新石器时代就鞍前马后的服务人类了。到了汉代，人们为了便于区分，习惯将方形的壶叫钫，管圆形的壶叫钟。所以，把一个出生在西汉的圆铜壶成为铜钟，是很恰当的。

作为一把铜壶，造型再别致，工艺再考究，材料再高端，也很难经受住两千多年岁月的磨砺。谁还没老的一天呢?我这年纪大了，要博出位还得靠才华。大文豪苏轼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要我说只对了一半：不光是人肚子里面有诗书就能有气质上的提升，即便是一个容器，肚子上有那么几个字，气质上也会提升不少呢。我的气质，来自于“封君容石”四字铭文。

那么，这“封君容石”，又是什么意思呢?

“封君”，好理解，有封邑的贵族嘛。咱们这位“封君”具体指哪个贵族呢?专家们推断，“封君”可能为汉代朱邑家族的某位成员。

巍巍大汉，强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铁血强汉“虽远必诛”的底气在哪里?自然是在那一片片希望的田野里。而朱邑就是一位为大汉的底气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。

朱邑在当时的舒县桐乡(今桐城)步入官场，不仅为官廉洁公正，做人也是慈爱宽容，因治理政绩和个人品行，一路高升，从基层干部做到了九卿之一的大司农，掌管全国租税、钱谷、盐铁和财政收支。

朱邑是幸运的，不仅个人工作业绩突出，也遇上了好领导。他的大领导是汉宣帝，就是那位开创“孝宣之治”的刘病已。中国历史上能称得上“XX之治”又能有几次?国力强盛、四夷宾服、经济繁荣、民生富庶，应该是基本标准吧。

举个例子，汉宣帝时期的公元前60年，西域都护府建立，中央政府正式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，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再举个例子，汉宣帝时期的公元前62年，每石谷价仅五钱，边远的金城、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，这是西汉以来谷价的最低记录。

农业发展得好，国力强盛，作为国家重要官员，德才兼备的朱邑自是大有功劳。

说完“封君”，再说这“容石”。“石”是重量单位，有时又会成为容量单位，比较复杂。简单来说，之所以标有“容石”，说明我是一个用来计量的工具。

打个比方，某个贵族要收税赋，不要别的，就要封邑的百姓每户交一千克的水。如果他恰巧知道一升水的重量等于一千克的话，大概率会用一个正好能装一升水的容器来计量，方便且精准。当然这只是比喻，平常年景，只要贵族们脑子没有进水，都不会要老百姓拿水交税的。

所以专家推断，我大概率是计量粮食的工具。这“一石”有多重呢?装不同的粮食，重量当然有所不同，只能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十多千克。

这么说，一定有人想到了我的同行“斗”，以及《左传》里的知名典故“大斗出小斗入”。也难怪今人将这种不符合常态的借贷模式视为田氏收买人心的手段，毕竟人们没有忘记，就在70多年前还有地主在干着“小斗出大斗进”的买卖，盘剥贫苦大众。小地主做小手脚，大地主做大手脚，在古代稀松平常。明末清初“三大儒”之一的顾炎武就认为：“盖自三代以后，取民无制，权量之属，每代递增。”

言归正传，这时候应该很清楚我的身份了，是的，大司农家里计量粮食的铜壶。随着“一石”重量的变化，我作为计量工具的功能就没有了，成为了一只普通铜壶，最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惨遭遗弃。不过，我和“种花家”种田史之间的缘分，并没有结束。

转眼间，到了1979年，那是一个春天，有一位老人，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……就是那一年的夏天，文都的郊外，一位农民在不经意间，从农田中掘起了一个老家伙。

对，那就是我，西汉“封君容石”铭铜钟，铁血强汉背后农业繁荣发展的见证者，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农民罪恶史的记录者，这个伟大的农耕文明两千年风云变幻的亲历者。

专家说文物：

“1979年夏，当时的桐城县石南公社社员在农田建设中掘出一铜壶，旋由桐城文化馆征集，1984年秋移交桐城博物馆收藏。”桐城市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姚达介绍说，这只铜壶是圆形，1994年6月9日经国家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为西汉遗物，故名铜钟。该铜钟通高44厘米，圆体、宽颈、球腹，口侈大，下承宽圈足，两肩对称分布衔环铺首，且竖行阴刻“封君容石”铭文。铭文为汉隶写法，字体刚劲有力。“通体呈西汉特点，中原文化特色。”

姚达认为，对西汉铭文铜钟进行深入认真地研究，可以为西汉“石”的权量提供一个准确的标准器;可以廓清典籍对于“石”的种种推测和讹误;同时，它也为汉代的封典制度，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。(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李江舟)